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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國:中國提出的國內國際雙循環,不是對立關系

發布時間:2020-11-13 15:17:09 新華網

中國“十四五”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方向日趨明晰。繼10月29日發布了五中全會公報后,11月3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正式出爐,全文共十五部分60條,對中國“十四五”期間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及目標遠景做出了詳盡建議。

如何理解“雙循環”戰略?“十四五”期間,將如何打造“雙循環”新發展格局?聚焦“十四五“規劃有關問題,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中國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這樣回答。

Q:中國將“雙循環”確定為“十四五”時期的一項原則,對此你怎么看?

魏建國: 首先,“雙循環”不僅是“十四五”時期,更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我認為最起碼是20年到30年中國經濟總體布局的路線圖,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面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一個方向性綱領。

其次,針對當前的國內外環境,中國需要一個更為穩定、安全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而外部的不確定性帶來了很大的挑戰,因而中國注重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但這絕對不是一味只強調自力更生、排斥開放、閉門造車。

再次,國內大循環與外循環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相互補充、疊加、促進的關系。中國是在對外開放基礎上推動的國內大循環,國內大循環的增強也將支撐中國推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廣范圍的“外循環”。

此外,在雙循環格局下,“十四五”時期,全球經濟可能會加速東移,當前,制造業、科技創新、資本、人才等產業或要素都在東移,有些人說未來將迎來一個“東亞時代”,在我看來,未來可能會迎來一個“中國時代”。

Q:中國將擴大內需定位為“戰略基點”,這釋放了怎樣的信號?

魏建國:傳統意義上,我們將內需視為平行的“三駕馬車”之一,而此次公報明確將內需上升為“戰略基點”,這顯然將內需放到了更為重要的地位,意味著內需被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

事實上,疫情發生以來,中國消費受到極大抑制,但近期中國消費市場正在快速回暖,這成為中國經濟明顯改善的一個重要動力。

中國具有超大規模市場優勢,這正在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且這更是未來發展的主要潛力。中國有4億中產階層的消費,更有正在不斷釋放潛力的體量更為龐大的下沉市場消費;中國不但有生產消費,更有正在不斷釋放潛力的生活消費。

Q:中國在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上還需要解決哪些問題?擴大內需為何要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

魏建國: 應當說,中國的市場還有很大潛力沒有挖掘出來。首先是高質量的商品和服務供給稀缺,比如醫藥、教育、養老、旅游、金融等很多行業高端供給嚴重不足,服務水平較差;同時,低端、無效供給擠占了大量的社會資源,因而中國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調整供給結構,通過創新與高質量供給來創造內需。

其次,一些國內大循環還存在著體制機制上的堵點,比如各地對于汽車消費設置了很多限購、限行等措施,抑制了汽車消費,而這又抑制了出行、旅游、餐飲等一系列其他消費,消費是相互觸發的。這需要加快改革,打破這些體制性束縛。

此外,中國還需要打通國內大循環的地區分割,降低內部流通成本,比如,中國社會物流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在14.6%左右,明顯高于一般西方國家8%左右的水平,而全國統一大市場仍面臨著一些地方的保護主義壁壘。

再次,中國需要進一步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保體系,讓民眾能夠消費、敢于消費。因此全會在2035遠景目標中要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中等收入群體顯著擴大。

很多人建議中國打造一個“橄欖型”的收入分配結構,而我建議應該形成一個“蘋果型”的收入結構,即“兩頭凹進去”,這一方面需要控制貧富分化,更重要的是要大力減少低收入人群,讓他們變成中等收入群體,中國正在開展的扶貧攻堅戰已經邁出了第一步。

Q:在你看來,“十四五”時期要如何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

魏建國: “十四五”時期,中國將掀起一輪以三“更”為特征的新一輪開放,中國將進一步提升開放的廣度和深度。

在范圍上,中國將進一步推動國際市場的多元化、擴大自貿試驗區范圍,加快與更多地區與國家商談自貿區,形成東中西協調、陸海統籌的開放新格局,持續推進“一帶一路”。

近期中國與柬埔寨等簽訂了自貿協定,多個自貿協定仍在緊鑼密鼓地談判之中,上個月中國又新增了北京、湖南、安徽等新一批自貿區,中國自貿試驗區正式擴圍為21個,形成“1+3+7+1+6+3”的格局。需要注意的是,在過去,中國的對外開放存在東快西慢、沿海強內陸弱的區域特征,而近年來,中國更加注重內陸和中西部開放,逐步形成沿海內陸分工協作、互動發展的全方位開放新格局。

在領域上,開放將從制造業擴大到服務業、農業,形成一二三產業全面開放格局,中國不斷縮短負面清單,降低外資準入門檻,推動在文化、教育、旅游、科技等多個領域的開放。中國的開放也逐步從要素型開放向制度型開放、國際規則對接拓展。

在層次上,一方面,中國將進一步提升開放水平,打造自貿港等開放新高地。近年來中國開始建設海南自貿港、北京數字自貿區等都是向更高水平開放進軍的重要信號;另一方面,中國的開放也更加注重打通最后一公里,落實到基層,增加民眾獲得感,近年來持續降低關稅、擴大免稅購物就是基于這一考慮。

Q:如何理解“更高水平”的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這需要解決哪些問題?

魏建國: 應當說,近年來中國的開放步伐是在不斷加速的:此前,外部壓力是打破國內一些改革壁壘與阻力的重要力量,而如今開放不僅是外部的要求,更是中國自身高質量發展的迫切需求。

我預計,“十四五”時期,中國開放的力度將大幅超出預期,未來的開放將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開放的速度也將明顯加速,這幾個“度”將是中國這個巨人滾滾向前的開放步伐的重要標志。

在形成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上,中國有望進一步縮短負面清單,制定更為細致的外商投資法實施細則,加大外商投資保護,同時破除一系列制約開放的體制機制性障礙。

我有一種預感:“十四五”時期的中國開放一定會遇到更多新的問題,正如改革開放初期一樣,很多是我們從前沒遇到過的問題,但不必為此擔心,因為這說明中國的開放已經觸及攻堅的關鍵時刻,而此刻的每一次突破都將拓展著這個國家擁抱世界的新的可能性邊界。(來源:21財經,博鰲亞洲論壇)(作者: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 魏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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